城市化是守住18亿亩耕地的唯一正确选择
国家提出加速城镇化的战略，是非常正确的决策。我们稍加注意，就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凡是重视农业的国家，粮食都存在问题，凡是重视工业的国家，粮食都不存在问题。再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道理就在于城市化。
道理之一：农村人口出生率是城市的5倍，推迟城市化人口就会爆炸。农业社会是一个人口爆炸的社会，这条规律支配着全人类的人口出生率。全世界不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人口增长都是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逐步降低的。英国是世界上第一移民大国，但是在英国完成城市化之后，对外移民停止，人口出现了负增长。东方的日本亦是如此，曾经人口爆炸，而城市化完成之后，现在日本人口同西方国家一样在负增长。我国也存在这样的事实：由于人口爆炸，我国在70年代制定了计划生育政策。强制性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农村曾经引起普遍的抵抗，而城市居民普遍支持政府的政策，很少有抵制行为。甚至在70年代初，许多城市家庭已自愿地只生一个孩子，根本不需要什么强制性的政策。问题出在农村。独生子女政策实行20年，只生一个孩子的农村家庭十分稀有，贫困地区生四五个孩子的遍地都是。我国的人口控制政策耗资甚巨，甚至超出了对教育的投资。考虑到我国在这方面的巨大投资，以及我国因此在国际上招来的攻击，应该说独生子女政策在农村得不偿失，而且从实效上看已经失败。
尽管有计划生育政策，农村通婚半径小，亲缘关系近，农村婚育年龄普遍比城市人口提前9年，人口出生率仍然是城市的5倍以上。停留太长的农业社会，人口爆炸就是必然的。越是人口爆炸，人均耕地就越少，耕地越少，粮食越不够吃，就越重视农业，就越限制城市占用耕地。越限制城市化，农业社会维持越长的时间，人口爆炸就持续，人均耕地就越来越少。农业社会就掉进了“马尔萨斯人口陷阱”。
“超生游击队”使政府束手无策，寻求一个更有效、更经济的人口政策已势在必行。然而，独生子女政策在城市的巨大成功与在农村的巨大失败，却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解决人口问题关键在于我国能否迅速城市化。一般而言，维持人口的现有水平需要平均每对夫妇生2.08个孩子，低于此数就会出现人口的负增长。我国城市家庭平均拥有的孩子远低于此数，而且婚龄甚晚。如果我国大部分人口属于城市居民，那么我国的人口就会迅速出现负增长，人口爆炸问题很快就会获得解决，继而耕地问题、环境问题、水资源问题等一系列困扰我们的问题也会随之解决。
我国政府一方面在力图控制人口增长，一方面又抑制城市化发展。特别是90年代以前，户籍管理十分严格，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泾渭分明，目的就是要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结果，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大量的人口被人为地阻挡、拒绝在城市之外。这些未能适时接受城市文化洗礼的农民，常常三代聚居，恪守“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陈旧观念，不管不顾地繁衍滋生。我国从1949年至今仅半个世纪，人口就从5 亿跳到了13亿，增长了两倍半，在世界范围内属于惊人的增长。我们不妨看看邻国的经验。日本在战后主动推行城市化的政策，从1945年到1970年，城市人口从2002万急升至7543万，以25年的时间完成了城市化进程。1950年，日本尚有45.2% 的人口是农村居民，到1992年，农村居民仅占人口总数的5.8%。紧张的城市生活、狭窄的都市空间、高昂的生活费用，大大削弱了人们生儿育女的动机。如今，人口负增长反而成为日本的一大社会和经济问题。
现在我国需要像推行经济改革一样的决心，作出一个决定我国命运的战略选择，大胆推动城市化进程，把用于扶贫、计划生育的一部分经费用于加速城市化，特别是为城市新移民解决教育、住房等方面的问题。这样，人口增长速度会自然降低，人口素质会大大提高，我国会早日变成一个现代化强国。
不论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率８％持续了十年，就从贫穷国家跃升为发达国家或者中等发达国家（地区）。为什么我国经济增长率在９％以上的３０年，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推迟城市化是重要原因。
道理之二：农村人均居住用地是城市人均用地的5倍，推迟城市化浪费土地。无论是从我国城市规划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还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都可看出城市人均用地的特点：特大城市
城市化是一个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路径，我国走向现代化别无他途。80年代以来，经济改革已向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提出了强烈的挑战。来自农村的包工队、小保姆、盲流和“超生游击队”纷纷涌入城市。这本是加速城市化进程的大好契机。
可惜基于“重农主义”的思维，我们把这一现象看成问题而不是机会，对之设法控制而不是鼓励，缺乏有效的社会鼓励政策。比如，在城市中的农村人口虽然自食其力，为城市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服务，但其身份如同非法移民，使他们的子女，特别是“超生”的子女，在就学就业等方面倍受歧视。
面对耕地问题，我们曾经制定过“21亿亩的耕地红线”，可是离开城市化，一个个的“红线”都突破了。今天的“18亿亩耕地红线”能否守住，取决于城市化的速度。应该加速城市化，让城市发展不再受到土地的困扰，让愿意进城的农民尽快进城。从“5倍”规律可以看出：城市占1亩土地，农村可以腾出5亩土地，净增土地4亩。城市化是节约土地、增加耕地的有效途径，是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 的唯一正确选择。山东汶上等地的实践证明了“城市化节约用地”的结论。
现在我们的思维应该有一个180 度的大转弯，从限制农民进城，转向鼓励农民进城；从限制耕地流转，转向鼓励耕地流转，让农民取得一笔进城安家创业的起步资金。凡是愿意进城的农民，都可正式登记为城市居民，与其他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城市居民最低保障等权利。当然，农村人口的大量涌入，会加剧城市本已十分严重的就业压力。但必需看到，这些人不进城，在农村是隐性失业。与其让他们在农村失业，不如让他们在城市中创业。
我国现在的主要矛盾是房价过高，粮食浪费，根本不用担心粮食短缺。放开土地供应，在城市盖楼的好处，一是房价会大大降低；二是如果粮价略微抬高，对提高农民收入、减少浪费有好处，当前的现实是粮价太低，农民不愿种，甚至土地撂荒很多。
从局部片面来看，城市化占用了土地；但从宏观上看，城市化是节约了土地、增加了耕地。现在我国７亿农民，如果限制城市占用土地，推迟工业化、城市化，农村人口将继续以高于城市人口出生率5倍的速度增长。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数据推算，2000年由于城市化滞后农村一年多生了１1００万人口。
在世界范围内，所有国家都是城市化率高于工业化率。在我国则是工业化率高于城市化率。保守估计我国城市化滞后工业化20个百分点。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就业远不充分的时候，提前出现了“民工荒”。在“二元结构”下，“民工荒”还不能说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只能说“城市化滞后”导致用工成本上升。
“每年全球粮食交易量才2亿多吨，而中国每年粮食需求为5亿吨，中国如果缺粮，谁供应得起？”这样的说法只能吓唬小孩子。我国粮食价格弹性告诉我们：粮食每公斤上涨1分钱，全国粮食增产300万公斤。我国怎么会缺粮5亿吨呢？只要自由交易的市场在，我国1吨的粮食都不会短缺。美国制裁伊拉克，还允许伊拉克“石油换粮食”。只要手中有钱，粮食供给就是安全的。持上述观点的人忽略了一个根本事实：限制农民进城，人总是要在我国这块土地上盖房子住的。本来在城市住高楼是节约土地的，但如果人为限制导致城市住房价格太高，那农民只好在农村占用更多的耕地自己盖房子，继续超生。这样一来形成“民工潮”，使农民城乡两地迁徙，造成农民工生活成本增加，阻碍了城市化进程，既导致“民工荒”，又耗费了更多土地，只是我们视而不见而已，农民继续超生使得人均耕地更少。
如果限制工业化、城市化，由于“两个5倍”的关系，“18亿亩耕地红线”就会保住今天保不住明天。只有加快城市化、工业化，才是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唯一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