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长安讲坛第13讲：科学总结经验 更新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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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新浪•长安讲坛的第13讲，长安讲坛总第144讲。今天做客新浪长安讲坛的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女士。吴晓灵女士今天给大家带来演讲的题目是“科学总结经验，更新观念，促进中国经济和金融业的发展”。
在演讲开始之前请允许我简单介绍一下吴晓灵女士。
吴晓灵，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硕士，从1985年开始历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应用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体制改革司副司长、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2008年3月开始，吴晓灵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女士是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博导，1994年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
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吴晓灵老师带来精彩的演讲，欢迎吴老师。
第一节：中国金融改革
概述：中国金融业谨慎有余、开拓不足的局面制约着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不改革、不加速发展中国金融业，我们将永远是国际金融体系被动的接受者。
吴晓灵：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今天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到新浪网和大家一起谈一谈“科学总结经验，更新观念，促进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问题”。
中国金融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初步建立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但是与发达的美国金融体系相比较，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尽管美国今天遇到了很多的问题，但是它仍然凭借着美元的优势在影响着全世界。中国金融业谨慎有余、开拓不足的局面制约着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也制约着中国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不改革、不加速发展中国金融业，我们将永远是先有国际金融体系被动的接受者。
今天我在新浪网上看到了复旦大学孙立坚教授有一个博客，他说现在美国所遇到的危机正是中国人民币走上国际化的最好时机。
我同意这样的观点，但是中国的人民币要走向国际化是需要有两个条件的。
第一，它必须实现完全可兑换；第二，人民币的金融市场要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要足以和美国的金融市场相匹敌。否则的话，人们拿到的人民币投向什么地方？投向哪里？
很多人对于美元不断的走软感到非常无奈，如果你不拿美元，你拿什么？如果你拿了其它的货币，应该说没有美元这样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因而中国的人民币要想变成国际货币，它首先要变成一个可兑换的货币，同时它也必须要有一个广度和深度足以让世界青睐的一个金融市场。为了建立中国这样的一个金融市场，我们还面临着很多观念的更新。
促进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我们应该从三个方面来更新我们的观念：
第一，要区分市场主体的财产权与金融中介机构的功能，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尊重市场主体的自由缔约权。
第二，要分析金融活动的社会影响和产生风险的波及面，合理界定监管的边界。
第三，要认清宏观货币政策与微观金融活动的关系，提高金融服务经济的效率。
科技是生产力，在市场经济中金融是资源配置的龙头，解除金融业不必要的管制也是一种生产力，即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生产力，让有能力的人获得资金，让有能力的人配置资源，这是对中国生产力极大的解放。
最近我们可以看到报纸上大家对外资收购中资企业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大家想过没有，其实中国很多的企业家未必没有能力来使这些产业链得以连贯和发展，但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家缺少金融工具的支撑，他不能够有效地组织起足够的资金来编织自己的产业链。因而，当他在缺资金的时候，就不得不去求助于外资。
当然，我也并不是说外资不可以收购中国的一些民族产业，但是如果要是说我们的民族产业能够有一个广度和深度，足以让他能够灵活地运用金融工具来搭建自己产业平台的时候，他就可以在自己搭建平台和让外资收购这方面做一个自主性的选择，而不必做一个被动的选择。因而，这是我们要解放金融生产力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下面我讲一讲这三个方面的观点是什么意思。
第二节：保护公民财产权
概述：审视我们国家目前金融业的情况，因为对公民的财产处置权尊重不够，导致了金融压抑的现象，从而使得民间金融长期处于灰色地带。
平等保护公民的财产权是宪法修订的宗旨，公民的财产权由拥有、使用、处置、收益四个方面组成，其中处置权和收益权是财产拥有人的重要的权利。
公民的财产处置的方式既可以表现为无偿的方式，比如他去消费，也可以表现为有偿的方式，比如他去投资，或者是把钱借给别人，将本求利，用他的本金来获得他的收益。比如他去存款，或者是购买有价证券、直接的股权投资和借贷。尽管这些活动也以合同的方式产生了融通资金功能，但是它的风险是自担的，并不涉及公众的利益。因而，我们应该充分尊重这种权利的运用。
金融中介的功能呢？不管是银行、保险、证券、信托，他们处置的都不是自己的钱，他们是社会公众融通资金的中介。比如银行和保险公司。
银行就是把公众的钱吸收来，然后通过自己把钱再放出去。保险公司就是向公众来推销保单，然后他集中了保费之后再运用出去。
在这个过程当中，银行和保险公司承担的是金融活动的中介功能，公众把自己的财产交给了银行和保险公司，成为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债权人，这时他所承担的风险就是银行和保险公司倒闭的风险。
银行和保险公司通过自己的运用，又把钱融通给需要资金的人，也就是说银行可以把资金贷给企业或者是需要用钱的个人，保险公司通过他的资金运用，也可以把钱投资到资本市场或者是在国外其实保险公司也可以做保单质押贷款，这样也可以通过他的直接投资或者是贷款的行为把钱融通到需要用钱的这一面去。
那么保险公司和银行在这当中就起到了存款人、保单购买人和资金运用人的一个中介的桥梁作用。所不同的是他在这里头做了债权、债务的转换，因而叫做间接融资。也就是投资人不直接面对用资人，而是投资人把钱交给了保险公司和银行。
证券公司也就是投资银行或者是信托投资公司，还有资产管理公司，他们是在筹集了众多人的资金之后，作为一个中介服务商，把这些资金直接用到了需要用钱人的一方，而他自己只是赚取一个服务的手续费用，这就叫直接融资，风险由投资人承担。因为金融中介的活动涉及社会公众的利益，因而各国都对金融机构的活动给予一定的监管。
我们不能够因为金融机构的中介功能需要监管，就把公民和企业个人的财产处置权也完全列在监管的范围之内，因而我这里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一定要区分开居民个人和企业他的资金融通的功能，是融通的自己的钱还是融通的他人的钱。
如果是融通很多其它人的钱，那么他就是涉及到他是一个金融中介，他需要加以监管。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其实不需要对他进行监管。而我们应该对这样的一个财产权利给予充分的尊重。
审视我们国家目前金融业的情况，因为对公民的财产处置权尊重不够，导致了金融压抑的现象，特别是对公民以本求利的借贷行为没有给予充分的尊重，从而使得民间金融长期处于灰色地带。
借贷应该说是一种民事行为，只要贷出资金的一方是用自己的钱从事这一行为，用合同法约束双方的行为就可以了。借贷是一种暂时让度资金使用的行为，并且事先约定这种资金使用的期限和要获得的收益，这种法律关系可以用合同约定。至于这种暂时的让度是基于信任，也就是信用放款，还是给予抵押、质押、第三方担保还是以货坎或者资金的形式分期偿还，都不会对借贷这种法律关系产生实质的影响。
这就是说，一个公民如果拿自己的钱去放贷的话，不管他用什么样的形式来放贷，我们都应该尊重他的这种自主权。因而，我认为只要公民或法人是用自己的钱从事借贷活动，上述各种行为均不应该受到限制。如果公民或法人通过吸收社会公众资金进行信贷业务，则应该受到管理。我多次说过这样一句话，玩自己的钱应该给他以充分的自由；玩别人的钱，应该加以监管。就是这样一种意思。
最近人民银行也在呼吁要制定《放贷人条例》，而且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也推动发出了建立小额贷款公司的文件，这种只贷不存的贷款公司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出于对公民和法人财产权的尊重。按此原则规范社会借贷行为，有利于提高社会成员资金的可获得性，也有利于民间金融行为走向规范，减少犯罪的行为。
我们知道在民间借贷当中，由于它的合同不能够完全的得到法律的保护，经常有的时候为了催讨债务，会采取一些非常不正当的行为。但是如果我们允许公民能够合法地借出资金，他们愿意以借贷谋生，可以凭自己的资金建立一个小额贷款公司，那么他的合同就可以得到合法的保护，这样就会减少很多犯罪的行为。
出于这样的一种理念，玩自己的钱可以不受监管，玩他人的钱要加以监管。出于这样一种理念，小额贷款公司的管理办法当中严格地限制了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东人数，这就是为了防止变相地吸收社会公众的资金。大家知道要是有限责任公司就是50个，如果是股份公司就是200个人以下，然后还严格限制了外援融资的个数。
外援融资就是这个小额贷款公司可以向金融机构去批发资金，这个管理办法当中写到了只能向两个金融机构去借资金。这个目的第一是为了防止它变相地吸收公众存款，就是机构存款。另一方面，因为是两个机构批发资金，就可以加强批发资金的机构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这个管理办法也严格地限制了融资的比例，就是为了把小额贷款公司限制于一个普通的企业。
现在小额贷款管理公司的办法是只允许它向外融资的量不超过它资本金的50%。人民银行上报的放贷人条例的融资量第一年是不超过资本金的50%，第二年可以达到资本金的100%，第三年如果经营得好，可以达到资本金的两倍。也就是说一个普通的企业向银行贷款的时候是要求自有资本金是30%，其实银行对于小额贷款公司来说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企业来对待的。
如果要是能够区分开居民、企业的这种个人的财产权利和金融机构的中介功能的界限，对于解放民间金融，把民间金融引向一个合法、合规的渠道是非常有利的。
第三节：界定监管边界
概述：把有高风险承受能力的人与风险承受能力低的人区分开来，把涉及少数人的金融活动与涉及社会公众的金融区分开来，是界定监管边界的重要原则。
第二个观点，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是合理界定监管边界的依据。
施莱福先生在理解监管当中描述了社会生活从无序到国家管制的几种形态，这里有一个图表，从图表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了提高社会经济活动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有些活动适用交易双方自定合同，出现问题自行解决，或者由大家认可的第三方裁定。
这个图表的最上端就是由私人建立的秩序，往下的曲线是独立的执法，再往下是国家监管，再往下是国家所有制。对于社会上的一些活动分了这么四个层次：
第一类，如果这个交易适宜交易双方自定合同，交易双方出现纠纷可以自己裁定。像原始的一些部落或者是在村落里头，会找一个年长的第三者或者是有威望的一个人，他来裁定一下这个合同该怎么执行。
第二种情况就是有些交易活动出现纠纷以后可以由法院裁定，用社会的公器力量制止社会成员间的无效的纷争。如果第三方不能够很好地裁定，就可以用公权力，用法律的力量来裁定合同双方的责任。
第三种情况，还有众多人的合同是很相似的。为了节约成本，可以由监管部门代为监管合同的内容和执行，比如金融监管，比如保单，大量的保单其实是同样的内容，大量的存款合同内容也应该是相同的。对于这种吸收存款还有卖保单的保险公司和银行，还有证券公司的发行等等，实际上监管当局所做的事情就是规范所有的合同，让它标准化了，然后让监管当局代表公众来执行这个标准化的合同，让他来保护投资人的利益。
第四种情况，有些问题涉及到全民利益和国家利益，可能需要革命权力的介入，比如金融危机时候一些措施的实施，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国家的强制，可能变成一个国家的所有制，也就是监管不同的情况，实际上一个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尊重市场主体的自主权和最大限度地来降低交易成本。
社会活动是纷繁复杂的，如果所有的事情都由监管部门或国家管起来，成本高昂，而且效率会低，这已经被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实践所证明了。我们现在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一个适度监管的金融市场体系。
从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的理念出发，对于涉及少数人的事务，应该由他们自行处理，而涉及众多人的事情，就应该由社会监管部门来管理。国际上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中、金融业较为发达的国家，一般来说都遵守这样的一个规则。
因而，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私募基金，因为它涉及到少数人，因此就可以在监管豁免条款下生成。有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因为它涉及的只是大额的存款者、大额的投资者，因而对它也不是实行非常严格的审慎监管。只有对于保险公司和银行，它涉及众多的小额的投资者的利益，所以对它进行严格的审慎的监管。
中国近年来的金融立法也在不断进步，我们现在已经界定了200份以下的非公众公司和非公开发行的证券，这就为我们的私募基金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法律空间。
给有风险承受能力的人金融活动的自主权利，有利于增强社会资金的供给能力，增强社会的创新能力，把金融监管的力量集中于涉及面广的可能产生金融动荡和系统风险的金融活动方面，可以降低社会的成本，促进金融业稳定的发展。
中国社会现在的财富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了，代客资产管理已经成为金融业综合经营的交集。
现在我们国家很多的金融机构都在做代客资产管理的业务，比如说银行做的代客理财，证券公司做的集合理财和代客资产管理，信托投资公司做的集合理财计划，资产管理公司做的证券投资基金和专户理财，保险公司做的投资连接产品，这些就法律关系来说，实际上都是投资人把他的钱交给一个专业的管理人去打理，然后自己承担风险，并获得收益，而资产管理人只是获取管理的费用。应该说基本上是一种受托管理的信托关系。
资产管理人所挣的只是资产管理的费用，但是我们现在名目繁多的代客资产管理业务当中，有一些是公募的，有一些是私募的。
我们对于公募的很多产品，现在有的时候并没有按照公募的原则去进行管理，而对于一些私募的产品，现在各类机构所做的业务又没有统一的特定募集对象的标准。
比如说你这个私募是向特定的一个对象来募集，份数不超过200份，这个特定的对象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其实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
比如说QDII，就是合格的境外投资人。我们的表现公司、证券公司、银行都在做这项业务，三类业务合格的投资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这样来说就对于市场的规范来说是不太有利的。
因而我们应该想办法把代客理财市场加以规范，公募的要按照公募的原则来做，私募的应该规定统一的合格的投资人的标准。
把有高风险承受能力的人与风险承受能力低的人区分开来，把涉及少数人的金融活动与涉及社会公众的金融区分开来，是界定监管边界的重要原则。
金融活动天然伴随着风险，消除风险是不可能的，尽管部门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让市场参与者控制风险，让市场参与者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参与金融活动。
第四节：美国监管问题
概述：次贷引起的金融危机，确实是反映了美国监管的问题。但是它的问题不出在金融创新，而出在面对公众的金融创新产品偏离了基本的经济学原理。
我今天讲的观点，有可能大家会感到有点不合潮流。美国就是因为放松金融监管，所以现在出了这么大的风险。而在这个时候，我提出来要把我们的监管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我想美国当前的金融危机，也就是次贷引起的金融危机，确实是反映了美国监管的问题。但是它的问题不出在金融创新，而出在面对公众的金融创新产品偏离了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偏离了哪个呢？
第一，信用衍生产品的基础产品违背了银行信贷可偿还性原则，没有注重借款人的第一还款现金流，而寄托于抵押物品上面。
我们知道次贷危机主要是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然后又在证券化的基础上又一次把它做成了CDO，第二次再一次证券化。
这样的过程当中使得这个产品变得非常复杂，而这个产品的基础产品，就是住房抵押贷款，它贷给了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而他们寄希望于什么呢？寄希望于这个产品永远在低利率的环境下生存，而且寄希望于如果还款人还不了款的时候，房价是在不断上涨的，抵押物变现之后的资金是足以偿还他的这些贷款的。那么也就是说违背了信贷的最基本的原则，没有注重借款人的第一现金流，而把过多的希望寄托在了抵押物上。
第二，衍生产品违背了让客户充分了解金融风险的原则，致使风险无限积累，超出了市场参与者可承受的范围。
那么这个金融衍生产品，实际上是在资产证券化的基础上，在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基础上再一次进行了组合，形成新的产品，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又进行多次的组合，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买到的这个产品的原始产品是什么、风险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多次积累了风险，因而引起了现在的风险的蔓延。
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不是说不能够金融创新，而是说我们的监管应该放在基础产品的质量上，而且也不能因为现在的监管出了问题就说中国现在的监管过于严格的状况不应该进行适当的改革。
这是第二个问题，要分析金融活动的社会影响和产生风险的波及面，合理界定监管的边界。
美国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太过了，他的监管对于衍生产品来说实际上是没有到位的。而且怎么监管，现在也是一个难题。但是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衍生产品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金融衍生产品还没有放行，在这个方面中国的监管是有些谨慎过度了，因而我们应该在美国的监管问题上吸取正确的教训，而不应该因此关掉了我们进一步发展衍生产品的大门。
第五节：控制货币
概述：我们应该更多管制需求，也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同时我们还是要辅之以货币需求的控制。不管怎么说，控制货币都是必要的。
第三，控制货币、放活金融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条件。
在宏观政策指引下，充分利用价格信号和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是提高经济效率的有效方式。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们改的是什么？改的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要素价格扭曲，而凭着主观意志来配置资源这样的一种运行方式。
我们要改的就是价格不能够反映资源的稀缺性，使得我们的生产处于极端浪费的状态，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增长方式。
现在中国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和国际上的价格是有差距的，而且我们在形成的机制方面还没有形成一种市场化的形成的机制。我们国家现在又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局面，最近又面临着一个经济下滑的风险，我们怎么样处理理顺价格，防止通货膨胀，而又同时要防止经济过度下滑这样一个关系呢？
为了实现一保一控的经济目标，我们应该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灵活的金融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实行这个政策组合的思想障碍就是要区分开宏观的货币政策和微观的金融活动的关系。
通货膨胀无论它是什么原因形成的，最终都表现为一种货币现象，即有适量的货币供应来实现这种价格上涨。如果没有适量的货币，价格是涨不上去的，这里头的区别仅仅在于如果需求过度拉动了物价上涨，
我们应该更多管制需求，也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如果是输入型的通货膨胀，或者是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我们更多地应该注重结构的调整，同时我们还是要辅之以货币需求的控制。不管怎么说，控制货币都是必要的。
在货币和物价的关系当中，我们有一张图表，可以看到货币供应量M2和物价的相关系数是很高的。在M2和通货膨胀率滞后一个季度之后，在M2增长一个季度之后，它和物价的相关系数达到80%。M1的增长也和物价是有关系的，是在滞后半年之后才能够达到80%的相关性。
因而，我们要想控制物价的上涨，最主要的是要控制M2的增长。而在金融机构里头，只有商业银行是能够创造货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是不能够创造货币的。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理论界是有争论的。因为这个讲座，我不能展开论述这个问题，但是结论是这样的。
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大家可以想，如果我们要是发行债券或者是股票，因为所有结算的钱都要存在银行，其它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是不能办结算业务的。当企业要是发行了股票或者是债券，或者是企业去向社会上民间进行借贷，他得到的是居民购买了股票，或者是居民购买了企业债券，或者是居民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贷给他的款，这时表明居民个人存款的减少，而当企业得到了钱以后，就表现为企业在银行帐户上钱的增加，这个时候其实是货币形态的一种转换。变换的是什么呢？变换的是存款的结构，而不会增加货币的总量。
我讲的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就是说为了要保证物价不要过快地增长，我们就应该把货币控制住。但是在货币控制住，因为银行是通过信贷创造货币的，信贷也要适当控制。
在控制了信贷的情况下，大家认为很多的企业需要资金，怎么办呢？就应该允许他到市场上发行债券或者是去发行股票。这种搞活金融的形式包括什么呢？包括股票债券，还包括可以通过信托投资公司搞信托的贷款计划。
大家都知道最近房地产商资金链非常紧张，所以有很多房地产商是通过信托投资公司做贷款的信托计划，投资人把资金交给投资信托公司，由它来承担风险，然后把贷款贷给需要用钱的房地产商或者是其它的企业。这些行为其实都是在搞活金融，就起到了一个在市场当中融通资金的作用。
在融通资金过程的当中，特别是非银行金融机构活跃的时候，它使得这个市场的利率会有所提高。因为大家知道当银根抽紧的时候，银行的利率提高了。银行的利率提高了，市场上的利率也会跟着提高，市场利率的提高就会产生一个效应，能够承受高利率的企业可以生存下去，而不能够承受高利率的企业就会被淘汰。这样的话，就实现了一个经济结构的调整。限制金融活动就会使得经济僵化，就会逼死很多不该逼死的企业。但是如果我们管制金融而放开货币，后果就更可怕，企业之间既不能够融通资金，又使得货币供应过多，而产生进一步的通货膨胀的压力。
在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下，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当中，会有一部分企业难以生存。为了减少这个过程当中的社会振荡，所以我提出来要有一个宽财政，宽财政的政策就意味着要通过财政的减税政策，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还有通过财政一定的支出，比如说要成立一些中小企业的担保基金等等，来帮助中小企业融资，改善金融环境。
因为中小企业往往不能够达到银行贷款的条件，如果要是财政能够给他分担一定的风险，才能够把信贷资金注入到中小企业当中去。我最近也看到报纸上，大家说尽管银行增加了中小企业贷款的指标，但是由于中小企业的风险比较高，所以贷款实际上落不到中小企业身上，这时候需要财政政策里帮一把，也就是说让财政通过担保基金或者是利息的补贴，或者是风险的补偿来帮助那些个需要扶持，有产品、有前途的中小企业来获得银行的贷款。
还是会有一些企业根本就管理不太好，而且不符合产业的方向。比如两资一高或者是经营管理非常不好的企业会倒闭，这时宽松的财政政策就应该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来解决失业人群的生活问题。在理顺价格的过程当中，通货膨胀会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也需要加大财政的投入来保证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不至于下降。
没有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就不能够保障稳定的货币环境，没有一个灵活的金融政策就无法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难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这是我讲的三个观点。
第六节：新一轮金融改革
概述：不解决中国金融压抑的问题，就不可能解放中国企业的生产力。中国需要新一轮的金融改革。解除一些不必要的管制，让金融业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
最后，我想讲一下中国需要新一轮的金融改革。
未来世界各国的竞争没有金融做支撑，企业难以发挥其效力。中国不乏先进的技术，中国不乏精明的企业，中国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中国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配置资源的机会。但是，如果没有金融工具这一切都难以组合起来。因而，不解决中国金融压抑的问题，就不可能解放中国企业的生产力。中国需要新一轮的金融改革。但是，也许会有人担心放松金融管制会使金融犯罪增加，担心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
我们应该看到，金融是一个经营风险的行业，没有风险是不可能的关键是要解放思想、认识风险，让适当的人承担风险，让承担风险的人获取应有的回报。
在一个能让公民自主决策的制度下，公民愿意承担自己的抉择后果。当我们放松管制之后，许多合理的金融活动和善意的金融业务参与者就能够得到合法的空间，减少违法的可能。孤立那些恶意的金融活动的参与者，从而减少金融犯罪。
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市场参与者已经大大地成熟，对此我们应该是有信心的。金融创新会带来风险，但是错误和挫折也会教育人们，会使市场逐步成熟和完善。美国几百年的金融发展经历了多次的金融危机，尊重市场主体的自由选择权，正确地总结教训，使得美国的金融市场成为世界上深度和广度都未居榜首的国家。
这次次贷危机尽管给美国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它很多的风险已经传导了全世界，应该说世界替美国承担了风险。如果我们不做更多的改革，那么永远我们是风险被动的承受者。
美国的次贷危机的根源不是创新，而是偏离了银行信贷的基本原则。对此，我们应该吸取教训，就是我们加强对基础产品的监管，我们对衍生产品应该尽量地减少它在衍生产品的基础上更多地衍生出其它的产品来。
中国的经济已经融入了世界，开放的大门已经没有办法关闭，也不应该关闭。在一个国际化的环境中，没有一个充满活力的金融体系就只能成为一个金融风险被动的承担者，没有一个充满活力的金融体系，我们的企业就难以发挥自己的竞争力。一流的企业需要一流的金融服务，中国企业的成长创新型国家的建立需要新一轮金融改革，解除一些不必要的管制，让金融业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
我认为我们的金融业现在作为一个切切实实的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一个服务业相距还太远了。我们的金融业因为是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和客户之间往往是难以处在一种平等的环境当中进行金融交易。因而，我们的金融业要想避免出现美国那样的一种金融危机，首要的就是我们的金融业要实实在在地为经济实体服务，你所创造出来的金融产品一定要让你的客户明白风险何在，这样的话才能够避免美国次贷危机那样引起的风险的过度的积累，才能让我们的金融业更加健康平稳地发展。
用加快改革来解决外汇储备问题
东方早报记者：您怎么看待中投公司在这轮美国金融危机中的机遇和挑战？怎么看待中国1800多亿外汇储备的缩水疑虑？
东方早报记者：您刚才谈到金融改革中关于外汇管理的问题，没有重点讨论，我想问这方面的两个问题。您同时也是中央汇金公司独立董事，也是中投一周年，我们看到中投出现在美国银行收购美林公司的名单里，您怎么看待中投公司在这轮美国金融危机中的机遇和挑战？您作为人大财经委的副主任，怎么看这一场被格林斯潘称之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中国1800多亿外汇储备的缩水疑虑呢？因为现在公众对外汇储备这一块关注还是非常高的。您怎么看外管局、中投、国外行在对外投资中的一个分工和定位问题？因为最近外管局披露一些投资行为已经被国外媒体在炒作是类似于投机的一种行为了。请教您在这一块，中国的外汇战略上是不是有新的思路？在新的形势下。
吴晓灵：我也注意到大家对中投公司对外的投资，有很多评论。我想讲两点：一个就是一个机构当它成立了以后，如果遇到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不是一个机构它自己单方面所能够解决的问题。这是第一点。
第二，一个机构的投资成功与否应该是长线来看，起码要看3年、5年、10年，而不能够短暂地来看，因为它是一个战略投资，而不是一个短期的资金运作。这是对于中投公司。
对于这一场金融危机对外汇储备的影响，对于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而且我们国家的贸易又绝大多数是用美元来结算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外汇储备的格局只能是这样。
而且现在的国际上也主要是以美元作为一个结算货币，这也就是我刚才讲的时候讲到了如果我们不加快我们金融业的改革，我们只能够作为一个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被动的接受者，那么在现在的这样一个国际货币体系下，我们的贸易大多数都是以美元来结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尽管有所缩水，但是也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我储备的就是美元，然后我拿美元去做结算去。
但是，如果是拿美元去买欧元的产品，或者是去买日元的产品，或者是把美元再换成人民币，确实是有缩水的。这个是在市场经济当中每一个投资者都要面临的汇率风险。作为一个中央银行来说，它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从这一点上我可以讲一下我们外汇体制的改革，我们的汇率机制的改革，都是想减少我们这种被动的积累这么多储备的这样一个状况。
给房产商搭建完整资金链
投资者报记者：对于国内很多房地产公司来说，他们的资金链都很紧张，通过信托公司的方式来融集资金的比重可以是多少？
记者：在刚刚您发言的时候提到房地产商可以通过信托公司的方式来融集资金，对于国内很多房地产公司来说他们的资金链都很紧张，这种方式可能占的比重是什么样子？
吴晓灵：我刚才讲到房地产商可以通过信托计划来解决一定的资金，只是它解决资金的一种方式。我认为在房地产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给房地产商搭建一个完整的资金链，不要过度地依赖银行资金，而并不是想完全切断房地产商的资金链。
因为如果银行过多地借助到房地产的话，就会产生购买力的过度膨胀。如果要是说房地产商是通过直接融资，比如说股票、债券或者是信托计划、理财计划获得资金的话，那么是社会资金的融通，不会产生过多货币，也不会产生资金膨胀，这对社会经济发展是没有太多危害的。
货币政策微调并不代表转向
道琼斯通讯社：周一央行调降了贷款利息和存款准备金率，外界普遍评论这恐怕是放松货币政策的一个开始，您认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道琼斯通讯社：吴主任您好，您刚才在演讲里提到中国还应该坚持适度的从紧的货币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因为这个周一的时候央行降了贷款的利息，还有降了存款准备金率，给中小的金融机构。这样的情况，因为外界普遍评论这恐怕是放松货币政策的一个开始。您认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至于说到财政政策，年内是不是有可能会出台财政的刺激政策？
吴晓灵：财政会不会出什么政策我不知道，我不能回答。我认为央行这次降低0.27个贷款利率和降低中小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体现的是货币政策的微调，但是结构性的调整不代表货币政策根本的转向。因为中国还仍然面临着通货膨胀压力的情况下，如果放松银根，对于控制通货膨胀是不利的。
部门协调需要时间
中国工业报记者：在当前经济并不乐观的形势下，你怎么看待比如处理货币当局一财政当局的协调关系？
中国工业报记者：吴老师您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向您提问。
今年8月份央行公布了一个新的三定方案，这个三定方案也是根据当前经济形势做出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在协调财政当局和货币当局，并没有一些备忘录的出台。在当前经济并不乐观的形势下，你怎么看待比如处理货币当局一财政当局的协调关系？从微观方面来讲，比如说在银行外汇干预上形成的成本如何处理？比如央行在通过发行票据回收社会流通性过剩的时候，投资美元资产回报率下降，出现亏损这一块是由谁负担？是由央行还是财政当局负担？
吴晓灵：在人民银行的三定方案当中也强调了央行要和财政加强协商，这个实际上已经做了，到今年央行财政部和发改委已经有一个定期的交换意见协调的一个机制，但是这是需要有一个过程。
至于说央行干预的成本，当然是由央行的利润来承担的，这样的话会减少央行的利润。但是各国的中央银行都不以利润为目标。因为我们国家的央行最终所有的利润都要上交财政，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干预成本大了、利润减少了，财政的收入也会相应地减少。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可以说是财政最终承担了干预的成本。
金融中心不应违背经济活动规律
南方都市报记者：国内都提出建立金融中心的概念。珠三角广州也在积极争取，为此您有什么建议？
南方都市报记者：我想问一个跟珠三角联系比较紧密的问题。第一个是现在国内都提出建立金融中心的概念。珠三角广州也在积极争取，为此您有什么建议？还有一个问题，现在珠三角正在经历一轮产业升级和转移，有的产业转移出去，有的产业进来。现在因为广州的制造业比较困难。
吴晓灵：制造业我就不回答了。金融中心我也注意到全国各地都在想法建金融中心，我认为金融中心是经济活动最后客观形成的，不能够违背经济活动最终的规律来强求，各地政府应该顺应经济活动的需要，为企业服务，企业需要什么我就提供什么样的金融服务，如果做到了这一点，而且能够为当地的金融机构的活动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也就是人民银行老强调的金融生态环境。
我想如果能够做到这两点，一个要维持一个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第二，要顺应企业经济发展的需要，来提供金融服务。
最后企业的经济活动集中在什么地方，还有就是金融的服务有些什么需求，我们尽可能去满足他的需求，最后客观地会形成一个金融中心。当然也有一些其它的有些个城市为了形成金融中心，会在一些人才的积聚，还有机构的设置各个方方面面也会提出优惠的条件，但是我个人认为能够形成一个金融中心，我更看重的是生态环境和人才的积聚，还有服务的理念，因为金融毕竟是一个服务业。
不用太过担心经济放缓
路透社记者：不知道您对经济增长的前景有没有一些担心？您预想中的金融改革具体的方向应该是在什么方面？
路透社记者：今年上半年我们知道实际的消费和实际的投资还有出口都有不同的下滑，GDP的增长也开始下滑，在南方很多中小企业有倒闭的情况，不知道您对经济增长的前景有没有一些担心？有什么运行轨迹。
演讲最后您说中国金融需要新一轮的改革，您预想中这种改革具体的方向应该是在什么方面？
吴晓灵：我认为现在尽管出口的速度在下降，投资的速度在下降，消费其实没有下降，增幅在减缓。
我认为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投资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的放缓，应该说是我们宏观调控的一个方向，按照这个方向在走。我们现在经济以这么快的速度发展，我们的资源和环境是无法承受的。到现在为止应该说是按照我们预定的方向在发展。
我们现在政府担心的就是不要下降得过快。在经济转型过程当中，经济速度的放缓这是必然的，我想社会不应该对此有过多的担心。因为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还是客观存在的，就是农村要城市化，我们的农业要现代化，我们的人均各个地方的发展也还是很不均衡的。而且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市场，只要我们下决心来开拓我们国内的市场，中国经济还是有成长的空间的。所以，我对中国经济还是抱有信心的。但是方向要对，第一，要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取向，不能够人为地控制。第二，要有经受短期痛苦的思想准备，结构调整不付出代价是不可能的。
我刚才讲的金融改革其实就是说的三个方面，我讲了三个观点，其实是讲了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应该解放一下企业和个人在金融工具运用的自主权，要把金融功能和财产权利这两个分开，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我们的金融监管应该适度地放松一些。真正涉及到社会公众利益的那些金融活动应该从严管理。但是不涉及众多金融机构的一些非银行的信贷活动，还有一些私募范围的活动，我们也应该创造一些好的条件，让他们进行。
第三个方面，在控制货币的情况下，一定要搞活金融。我刚才讲前两个问题如果不能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不能够放松管制，金融是搞不活的。
改革的方向主要是这三个方面。